交通肇事获赔79万 杨律师成功代理获感激

尊敬的法庭： 

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4原告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代理人，现根据本案事实及法律的规定，陈述如下代理意见。

代理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原告的诉讼主张于法有据，于情有理，三被告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阐述如下：

一、基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杨剑锋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二被害人无责任。

二、被告认为申和善和王凤歌巧不具备主体资格的观点是错误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该法列出了三种赔偿权利人，本案中的申和善和王凤歌就是“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是靠死者生前扶养的人，现高山茶死亡后直接导致二者被扶养的权利丧失，因此是适格原告。

 三、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及其计算标准均有相应的法律和事实依据。

（1）二被害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均应按城镇标准计算。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第十一款规定：“农村居民能够提交其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农村居民在城镇上学，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也规定，“受害人......虽然为农村户口，但是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有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本案中，原告提供了“房屋所有权证书”、“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缴费单”、“石林县民族幼儿园接送卡”、“石林县民族幼儿园关于申春梅的学籍证明”以及高山茶生前所在单位出具的工作及收入《证明》等证据，证明死者一家在事故发生前已在石林县城购房居住多年，高山茶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而申春梅在石林县名族幼儿园上学，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亦与城镇同步，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

被告认为死者应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是对法律的误解。首先，死者一家的确是在石林县城购房居住。购房时间早在2009年10月，入住时间是2011年3月，原告提交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缴费单上显示的缴费日期是2011年9月15日，而事发时间为2012年10月23日，也足以证明原告一家在城镇居住的时间远超一年。被告仅以房产证登记时间距事故发生不足一年为由否认按城镇标准计算是无法律依据的，因为房屋的登记时间并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候登记都可以，是否按城镇标准计算关键要看购房、入住时间。另外，原告已经提交了房管局出具的“房屋档案摘抄表”，证明了房屋的真实存在及所有权属，这就足以说明死者一家在城镇购房居住，无需物业公司的资质等证明材料。

被告认为高山茶的工作地点在农村，表明被告并没有从原告的证据中弄清事实。事实是：高山茶一家居住、生活在石林县×××小镇（即城镇），工作地点也在该小区的另一套房子里面，只是工作单位的厂址设在城郊。也就是说该乐器厂的办公室在城镇，厂址在城郊，高山茶是在城镇工作的。退一步讲，即使高山茶工作地点就在厂房，但她的生活、居住地点仍然在城市，因为其下班之后是要回家休息的，而非被告所说的居住和生活都在城郊。每天从市中心到城郊上班，下班后返回市中心的现象实在是不胜枚举！工作地点是依附于生活地点的，是否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的最终标准是且只能是“居住、生活地点”。

至于死者申春梅，完全符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第十一款规定的“在城镇上学”的条件，依法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被告认为幼儿园不属于学校，进而推导出念幼儿园不属于“上学”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百度百科认为，“幼儿园”为一种基础教育机构，用于对幼儿集中保育和教育，幼儿园教育是学制的最初环节和基础。这里突出了“教育”二字，也就是说幼儿园同样是教育机构，同样是“上学”的地方，它是广义上的“学校”，仅仅是称谓不同而已，和常言中的“学校”并无差别，不能因此认为幼儿园念书不为“学生”，否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表现。云南省高院《会议纪要》作出此规定的初衷在于，让在城镇上学、生活的学生（包括幼儿园学生）享受与城镇同等的待遇，保证城乡公平。因此应作广义理解，将申春梅纳入“在城镇上学的学生”的范畴，享受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的待遇。

（2）被抚养人生活费方面，被告应依法承担被抚养人生活费48000元。                                                      

死者高山茶共有3位被扶养人，分别是其母亲鲁王芳和公公申和善、婆婆王凤歌。死者母亲鲁王芳已73岁高龄，生活在贫苦农村，没有生活来源，生活窘迫且身患疾病，之前均是女儿高山茶在供养。申和善及王凤歌原在农村种地为生，后随申斯达一家迁至石林生活，没有土地栽种，属失地农民。儿媳高山茶死亡后，生活陷入困难，作为责任人的被告依法应当赔偿其扶养费，以求安享晚年。关于鲁王芳的扶养费，因其共有5位扶养人，原告索赔的8000元扶养费已经将另外4位扶养人的份额排除在外，是高山茶的个人份额，因此是于法有据的。

    （3）精神抚慰金方面，原告主张1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于情有理，亦未超过法定范围，应当得到法庭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本案中，侵权人杨剑锋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为完全过错；其侵权行为导致母女二人死亡，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另外，杨剑锋的刑事责任方面，法院对其判决了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五年执行，是很轻的判决，以其年壮之力，完全可以赚回这点微薄的精神抚慰金。更令原告痛心的是，事发后他非但没有积极赔偿，反而在第一时间将肇事车辆以18万余元的价款变卖，足以反应其非法转移财产的主观恶意！如此巨额款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挥霍完，用这些款项就足以赔偿原告的损失。其辩称“钱被用完”无非是在推脱责任！从情理而言，三十出头的高山茶正值年轻力壮之时，正是人生中最阳光的年纪，虽然生活艰辛但能体会到人生百味。更令人痛心的是其腹中还有一个胎儿！高山茶和丈夫从农村老家来到石林县城打拼后，终于购置了房产在城里安定下来，可爱乖巧的女儿申春梅也已上学，一家人开始了幸福美满的小日子，谁料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因为被告的违法驾驶行为，母女二人离开了原本温馨的家庭。妻女二亡的事实给原告及亲属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瞬间痛失两位亲人，试问多少金钱可以补偿？经济赔偿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心理慰藉，远不能抚平永远的创伤。尤其是正在念幼儿园的死者申春梅，还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可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已枯萎。死者九泉难以瞑目，生者何以安度余生？原告索赔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足为过的，请求法庭充分领会法律价值取向，作出公正判决！

（4）诉讼费的承担方面，应由被告来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杨剑锋认为本案诉讼费的产生是由于原告故意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产生的，这是对“权利”的错误理解。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原告对此具有完全的选择权，这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基本权利。若被告的辩解理由成立，岂不是限制了原告的自由选择权？又因被告杨剑锋为事故全责，故依法应由被告承担，否则将造成被害人家属的第二次伤害！

三、原告的经济损失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额度内赔偿后，不足部分由被告杨剑锋及陈法定连带赔偿。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也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本案中，被告杨剑锋已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市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期内，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被告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并赔偿不足部分的经济损失，同时，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项目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又因杨剑锋承担事故全责，保险公司赔偿后的不足部分由杨剑锋继续赔偿。被告陈法定明知该车系本案肇事车辆而故意购买，促成被告杨剑锋转移财产的目的，已严重侵犯的原告的合法权益，属共同侵权行为，应与杨剑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信，谢谢！

                                   委托代理人：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

                                               杨偈 律师

                                          2013年3月26日